大家好，到明朝亡时,明宗室共有多少位亲王和郡相信很多的网友都不是很明白，包括明朝宗室也是一样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接下来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到明朝亡时,明宗室共有多少位亲王和郡和明朝宗室的一些知识点，大家可以关注收藏，免得下次来找不到哦，下面我们开始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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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得回答一次，不喜勿喷，都是自己的见解，大致说说吧。

随便说一下，朱元璋在1368年南京称帝时，记录在册的七个儿子，两位公主（三女崇宁公主有待考究，也差不多是1368年前后生下来的，这其中不算黔国公沐英、曹国公李文忠等义子）。

明朝正统宗室不算旁系，只算嫡系的话，是9位皇亲，全部都是太祖朱元璋的嫡亲子女，在那之后，朱元璋便像生猪养猪一样，对待他的子女--。到明朝灭亡的这一段时间，皇亲国戚的这个数字大致在4万-5万左右（历代皇帝的儿子，子女都应算高祖皇帝朱元璋的后羿），这其中不乏犯事的那些被贬为庶民，或者流放的。不过这个比重并不大。

这个数字背后，影藏着巨大的负担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。那些皇亲国戚，每每都是手下有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田地，农民没有了土地，只能像他们去租种。随即而来的严重剥削，导致了农民无法生存，必然起来造反。

五个内部因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：

1.东林党充斥着朝政，没有另外一个党派或者权利去制衡他，崇祯作为决策者，整天被一群利己的人左右。满朝的东林党，使得崇祯一直处在被满朝文武大臣“绑架”的状态中，皇权和臣子之间矛盾尖锐，政策根本得不到落实。

2.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芽，但尚处于萌芽阶段，经济体得不到保护，沦为皇亲贵族或士大夫中饱私囊的手段，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。当时的士大夫，手里都是有银子的，不论是剥削来的，还是朝廷调拨的，江南的各个亲王都肥的流油了。这些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，使得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长期的聚敛财富，搜刮民脂，导致那些当权者变得麻木不仁，根本无法体会基层群众的疾苦。

3.明朝的募兵体制不同于宋朝，宋朝的兵权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，各将领几乎没有兵权，所以才会有“兵无常将，将无常兵”的说法，虽然战斗力不强，但能很好的控制军费，以便中央筹措粮饷。但是明朝却不同，明朝的兵权就像是总兵的私有财产，导致后期经常有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发生，这就使得兵权变成了将领们争权夺利的筹码，严重阻碍明朝内部团结。举个例子（当权者如果能像秦良玉、卢象升等将领一样，出兵自掏粮饷或亲自带兵冲杀，明朝也不至于衰落到如此地步。后期秦良玉被李定国击败时，向当时的四川总督提出只要提供粮食，饷银她自己想办法，结果一拖再拖，终究含恨。）

4.明朝后期经历了一个小冰河时期，这个时期天灾人祸不断，朝廷也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作为赈灾的官吏实质上变成了帝国的贪污机器，加速帝国的崩塌。在崇祯帝即位时，袁可立与孙承宗尚能在登莱与辽东相互配合，牵制后金在辽东的发展。可能很多人很奇怪，登来（当时山东半岛局部以及辽东半岛局部）怎么和后金有关系？就是因为小冰河时期，渤海有相当一部分地区都是冰冻状态，从水路并进的战略效果，甚至比关宁铁骑从陆路正面防御的战略效果更大。

5.朋党和宦官的勾结，这是最严重的问题。先说朋党，朋党是自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，一直存在的顽疾。从之前的朱升（遭遇排挤辞官）、刘基（被胡惟庸毒死）等到之后的李善长（胡惟庸案同党）、胡惟庸（意图弑君被杀）。朱元璋已经深刻意识到其中的危害，必须加强中央集权，从而废除宰相制度，改立首辅，削弱了官员的权利，使得手下的官员即使想要谋反也因为权利不够，施展不开。中央集权在起初得以很好的巩固，然而时间旧了诱发另一个问题，官员相互勾结，结党隐私，抱团取暖，到了明朝后期。各种党争此起彼伏（史可法与马士英，这两个人还都是东林党人）（沐天波与马吉翔等等）。再说宦官这个问题，是明朝从永乐皇帝到崇祯皇帝自始至终都无法解决的根本问题。朱元璋曾明确下达，禁止宦官问政，凡有此倾向的，往往都会受到严重的处罚甚至是丢了性命。朱棣曾经数次击败建文帝的部队，但始终无法打开局面，直到他得到了来自南京的密报。从而和姚广孝谋划出了靖难之役，直接导致了整个战局的扭转，当时朱棣绕过铁铉的部队，直接南下时，连粮食都没带够。可见这则密报的精准。而提供这则密报的就是建文帝的宦官，他因过问政事受到建文帝的重罚，随后便北上提供了密报。从此，朱棣重用宦官，宦官成为了朝中大臣博弈的重要筹码。士大夫希望通过利用宦官拉近皇帝的距离，从而加官进爵。宦官则希望与士大夫的合作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。相互勾结就这么产生了。

明朝对宗室的管理，总的来说，在洪武时期较为宽松，永乐之后渐趋严格。

永乐以前，在政治上，建藩初期，王府不仅有相傅，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，出则为将，入则为相。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，为地方行政首长，也可兼都指挥使，掌地方兵权。在封国内，亲王拥有相当大司法、人事权，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、护卫指挥由进行派遣外，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，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。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，由亲王区处，朝迁及风宪官不得举问。这时的藩王是列爵治民，分藩锡土。亲王所居城内布政使、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，除每月初一、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，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。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，敢有阻挡者，即以奸臣论处。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，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。纵使藩王真有大罪，亦不得加刑，只能召到京师，由皇帝发落，重则降为庶人，轻则当面申饬，或遣官谕以祸福，促使改过自新。洪武二十作年（1395年），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谕群臣，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，其余的罪，均由宗亲会议，报请皇帝裁决，有关部门只许奏闻，不得擅自逮捕；若大臣行奸，不令王见天子，私下使人致王罪而使王遇不幸的话，则天子必定是昏君，其长史司并护卫司可行文五军都督府索取该奸臣，都督府应捕奸臣奏斩之，并族灭其家；而且郡王子孙才能堪用者，考验授职升转，即洪武时宗室子弟可以入仕。这些规定都足以使藩王直到作为天子耳目、监督地方的作用，尤其是当朝无正臣、内有奸恶，亲王有权训兵待命，等天子密诏统领镇兵讨伐。

经济上，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，而且待遇很优厚。岁禄单是米一项，即达5万石，是正一品大臣的50倍。此外，还有册封、宫室、婚姻、丧葬等费用，并给予厨役、斋郎、铺陈等杂役人员。

但是，到朱元璋后期，从在外诸王府大兴土木、擅役工匠，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，亦渐渐感到藩王权重对皇权是个威胁，特别是皇太孙也曾问他：“虏不靖，诸王御之；诸王不靖，孰御之”。所以又规定：不许亲王同时朝觐，只能一个亲王来朝，平安回到封国后，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，才能来朝；而且进京朝觐时，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，即遣返封国，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。又规定：亲王王子要入侍，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。后来又规定：王府废除王府的相傅，升长兄司为正五品，长史由皇帝亲自选派，若王有过，则诘问长史，即长史有监督、规劝藩王之责。到了洪武后期，藩王虽有藩号，但已是列爵不治民，分封不锡土，食禄不治事；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，犯法时依律审判；王国百姓有侮慢王的，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，以防止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；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有兴建工程，有司即时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户差付，不得稽延这条；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。

不过朱元璋既要诸王藩屏国家，备侮御边，夹辅王室，要讲亲亲之谊，就必须给藩王以实力和特权，所以很多对藩王的限制，并未有太大的效果，藩王的军权仍然被维持着，形成尾大不掉不势，以至于朱棣有实力发动夺位之战。

永乐帝即位后，鉴于前朝之失，对控制藩王极为重视，或以谋反等罪名，分别削去他们的封爵、属官、护卫，取消统领驻军的权力，如借故削去代王、岷王的护卫、官属，齐、谷王先后被废为庶人；或者将要塞地区的藩王迁入内地，如宁王朱权迁往南昌。

永乐时又废除宗室可以为官规定，即使是宗人府，亦改由勋戚大臣摄其事而不备官，所领事务均归礼部管辖。文武百官对于亲王，只具官称名而不称臣。正统十四年（1449），韩藩襄陵王欲入京师，后又愿率子婿从征入侵的蒙古人，但没有得到批准。甚至明末清兵进逼京师，唐王倡议勤王，竟被废为庶人。明末，由于宗藩的厚禄给朝廷带来的严重负担，相当多的中下层宗室已沦为贫困户，于是强烈要求弛松藩禁、请田联自给、试官自效的呼声越来越高。万历中，更定的《宗藩事例》，准无爵的宗室自便生计，准奉国中尉以下宗室参加科举考试，选授京师以外地区的官职，但实行时又加以限制，如对于县令等“亲民官”的职位，朝廷不能放心授于宗室，而只授于中书舍人等一些较为闲散的职位。

亲王封国后到了一定年龄，必须出到封国，以后非奉诏不得进京。永乐时由于笼络人心，准许亲王入朝觐见。成祖死时，宁王权奏请进京，仁宗即以“祖训不敢违”加以拒绝。之后，除天顺时为了“塞疑谗之隙”，特准襄王入朝外，亲王再也没能进京的。

藩王在封地也有许多限制，如二王不得相见；不得擅离封地；即使出城省墓，也要申请，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；如无故出城游玩，地方官要及时上奏，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，文官直至罢官，武官降级调边疆；藩王除了生辰外，不得会有司饮酒；王府发放一应事务，地方官要立即奏闻，必待钦准，方许奉行，否则治以重罪。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、落职知县等担任，成了位置闲散之地。

对宗室的约束还有：不得预四民之业，仕宦永绝，农商莫通。不得到京师，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，即奏请先革为庶人，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，同行之人，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。宗室不得擅离境外，有居住乡村者，虽百里之外，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，如果一期不到，即拘墩锁，下审理所，定罪议罚。从郡王至仪宾以下，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。请名、请婚也很严格，未经请准，只能呼乳名，不得婚嫁，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、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，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、成婚。

由于宗藩条例多，宗室动辄得咎，被废为庶人的不少。藩王势力经过多次、多方面的削夺之后，已绝对不能与皇权对抗，皇族内部武力夺位的可能性在正德以后已经消失。那些好饮醇酒、近妇人的藩王，因其对朝廷没有威胁而被称为“贤王”，受到奖励。宗室成了不农不仕、啖民脂膏、被软禁于封地内的典型寄生阶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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