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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仙

中国民间流传的八位仙人。道教援引改造之，成一组上仙，即铁拐李、钟离权、吕洞宾、张果老、曹国舅、韩湘子、蓝采和、何仙姑。八仙的传说起源很早，但人物有多种说法。如淮南八仙，所指即助成西汉淮南王刘安著成《淮南子》的八公，淮南王好神仙丹药，后世传其为仙，淮南八仙之说可能附会此事而起。五代时道士作画幅为蜀中八仙，所画人物有容成公、李耳、董仲舒、张道陵、严君平、李八百、范长生、尔朱先生。今之所谓八仙，大约形成于元代，但人物不尽相同。至明代吴元泰作《八仙出处东游记》，铁拐李等八仙过海的故事日渐流传，八仙人物也在流传中稳定下来。八仙人物出处不一，时代不同。最初见于史籍且确有其人的，是初盛唐时道术之士张果。五代宋初，关于吕洞宾的仙话传说，流传甚盛，与道教内丹修炼法的传播相煽助，两宋之际即盛传“钟吕金丹道”。金元时全真道教兴起，为回应民间信仰及传说以宣扬其教法，将钟离权、吕洞宾等推为北五祖，民间传说、杂剧戏谈等便与道教神仙相互演衍，八仙故事流传益广，内容益繁富。吕洞宾是八仙形成的核心人物，道教称之为吕祖，各地道观，尤其全真道观祭祀不辍。

八仙是中国道教及中国神话中的八位神仙，分别代表男女老幼、贫贱富贵，由于八仙均为凡人得道，所以个性与百姓较为接近，晚近为道教中相当重要的神仙代表，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八仙宫，迎神赛会也都少不了八仙。他们手持的法器或宝物，也称为“八宝”。

八仙的由来

“八仙”一词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拥有不同的含意，直到明朝吴元泰的《八仙出处东游记》(一般称为《东游记》)，才正式定型为汉钟离（或钟离权）、张果老、韩湘子、铁拐李、吕洞宾、何仙姑、蓝采和及曹国舅。

道教的八仙缘起于唐宋时期，当时民间已有“八仙图”，在元朝马致远的《岳阳楼》、范子安的《竹叶船》和谷子敬的《城南柳》等杂剧中，都有八仙的踪迹，但成员经常变动。马致远的《吕洞宾三醉岳阳楼》中，并没有何仙姑，取而代之的是徐神翁。在岳伯川《吕洞宾度铁拐李岳》中，有张四郎却没有何仙姑。明《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》中的八仙，则以风僧寿、玄虚子取代张果老、何仙姑。

刘海（或作刘海蟾）虽然现在不在八仙当中，但在许多地区仍位于八仙之列。明《列仙全传》用刘海顶替了张果老，在江西某些地区的“跳八仙”中，也有以刘海代替汉钟离的，而台湾亦有用刘海替代蓝采和。

日本也有类似的神明组合，称为“七福神”，但其中多为印度教／佛教神明。由于中日两地文化影响，加上七福神搭宝船的形象与八仙过海类似，也有学者认为七福神是由中国八仙而来。

铁拐李

先说铁拐李，铁拐李在民间传说中为八仙之首，有的书中称其姓李，名洪水，隋朝峡人，鲁迅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则说他姓李，名玄；赵翼的《陔余丛考》中又说他姓刘。有说他是唐玄宗开元、代宗大历之间人，学道于终南山，一次元神出壳，没曾想尸体为虎所食，只得投身于一个跛乞丐。《历代神仙通鉴》称，其原本一俊伟丈夫，善道术，会使导出元神法术，修练于砀山岩穴中，有次应师父老子之约，行“元神出壳”法术，赴千里之外华山，数日后回归，发现其尸体被其徒误焚，突见附近一饿殍，灵机一动说“即此可矣。”即从饿殍脑门而入，神魂归壳后则成一蓬头卷须、黑脸巨眼，并且还跛了一只右脚的丑陋汉子。看来他是一位民间口耳相传，诸事附会而成的道家仙人。

钟离权

八仙中名气仅次于铁拐李的是钟离权。他在八仙中地位较高，特别是由于道教徒的吹捧，名声更大。元时，金真道奉为“正阳祖师”。有关其人物原型，约出现在五代、宋初之际。《宣和年谱》、《夷坚志》、《宋史》等书都有他事迹的记载，只是后来讹为汉钟离，才附会为汉代人。《历代神仙通鉴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等书称，钟离权，复姓钟离，字寂道，号云房子，又号正阳子。东汉咸阳人，其父钟离章为东汉大将，其兄钟离简为中郎将，后也得道成仙。而唐代确实有位叫钟离权的人，《全唐诗》录有他的三首绝句，并附有小传云：“咸阳人，遇老人授仙诀，又遇华阳真人，上仙王玄甫，传道入崆峒山，自号云房先生，后仙去。”他留世的诗题为《题长安酒肆避三绝句》，其中有“坐卧常携酒一壶，不教双眼识皇都”、“得道真仙不易逢，几时归去愿相从”等句，还颇有一些“仙味”，当是一位好道之人。

张果老

张果老是八仙中年迈的仙翁，名“张果”，因在八仙中年事最高，人们尊称其为“张果老”，历史上实有张果其人，新、旧《唐书》有传，武则天时，隐居中条山，时人皆称其有长生秘术，他自称年龄有数百岁，武则天曾派使者前去召见，张果老佯死不赴。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，恒州刺史韦济将其奇闻上奏皇上，玄宗召之，张果又再次装死，气绝很久才苏醒，使者不敢进逼。玄宗闻知，再次派徐峤去邀请。张果只得进京。据说唐玄宗对其传闻有疑，曾叫善算夭寿善恶的邢和璞给张算命，邢却懵然不知张的甲子，又有道师“夜光”善视鬼，玄宗令他看张果，他却问：“张果在哪？”居然对面而看不见。从史传所记来看，张果不过是一位有些心虚的老朽江湖术士，要不何以数次装死以避征召呢？充其量不过会些幻术而已。所以有关他的仙话，全都是道教凭借民间传闻，夸大其词，为了宣传需要而编造的。《太平广记》还记张果老自称是尧帝时人，唐玄宗问术士“叶法善”张的来历，叶法善说：“臣不敢说，一说立死。”后言道：“张果是混沌初分时一白蝙蝠精。”言毕跌地而亡，后经玄宗求情，张果才救活他。

吕洞宾

八仙中流传故事最多的当数吕洞宾，在道教中，全真道奉其为“纯阳祖师”，又称“吕祖”。历来大多数研究者均认为，吕洞宾姓吕名岩，唐末人。《金唐诗》、《词综》中都收有他的诗作。宋代罗大经的《鹤林玉露》、洪迈的《夷坚志》及《集仙传》等书对其均有记载。有说他是京兆人（今陕西、西安一带），唐咸通中及第，曾当过两任县令。有说他是九江人，原为唐宗室，姓李，因避武后之祸，易姓为吕。他始名绍光，二十余年科场不第，遂罢举而纵游天下，后被钟离权点化成道。他是八仙中人情味最浓的一个，潇洒、风趣，为民除暴安良，斩妖除怪，还好酒好色，世间流传有《吕洞宾三戏白牡丹》的传说，他的传说既多且杂，但从中也可看出原是唐代一位慕道的士人，后被人们神化成仙。

何仙姑

何仙姑是八仙中惟一的女性，有关其身世说法不一。一说她是唐朝人。宋初《太平广记》引《广异记》称有“何二娘”者，是位以织鞋为业的农妇，后因嫌家居太闷，游于罗浮山，在山寺中住下，经常采集山果供众寺僧充斋。一次，远在四百里外的循州山寺僧来罗浮山寺，称某日曾有仙女去彼山采摘杨梅果子，经查实那天正好是二娘采果的日子，再加之大家又不知二娘从何处采来这众多山果，便认为二娘即为循州山寺采果之仙女，从此二娘远近闻名，她也借此不再寄居山寺了。《续通考》说何仙姑为唐武则天时广东增城县人，出身时头顶出现六道毫光，天生一副“仙科”，十三岁时在山中遇一道士，吃了道士一只仙桃，从此不饥不渴，身轻如飞，并可预见人生祸福。后来她应召进京，途中离去。一说她是宋朝人。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多称她为北宋永州（零陵）人，有称她幼遇异人，得食仙桃成仙。有称她放牧于郊野，遇异人送仙枣，食后而成仙，宋人笔记中还记载了何仙姑一些为人占卜休咎，预测祸福的事迹，一时士大夫及好奇者争先前往彼处占卜，可见她不过是一位精于占卜的民间女巫。

蓝采和

八仙中有位玩世不恭，似狂非狂的行乞道仙，名叫蓝采和。南唐沈汾《续仙传》、宋初《太平广记》、陆游《南唐书》等书均载有他的事迹。是唐末至五代时人。其行为怪僻，贪杯喜唱，平时穿一身破蓝衫，一只脚穿只靴子，另一只则光着脚丫子。更不近常情的是，夏天他穿棉衣，冬天却躺卧雪中而全身冒热气（《续仙传》）。平时他手持三尺有余的大拍板，一边打着竹板，一边踏歌而行，沿街行乞，他唱的歌很多，大都是触景而生，不仅令世人觉得高深莫测，而且颇具仙意。其一云：“踏歌蓝采和，世界能几何？红颜一春树，流年一掷梭，古人混混去不返，今人纷纷来更多。朝骑鸾凤到碧波，暮见桑田生白波。长景明晖在空际，金银宫阙高嵯峨。”他行为癫狂，有人施钱给他，他大都送给贫苦人，蓝采和居无定处，四海为家。这个仙人的人物原型本是一江湖流浪汉，仅由于他的行为癫狂，又好周济穷人，因此深得人们喜爱而被神化成仙。

韩湘子

普遍的说法，韩湘子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侄子（有说侄孙），《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、《酉阳杂俎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仙传拾遗》等书都有关于他的介绍。一称是韩愈侄孙，历史上韩愈确有一个叫韩湘的侄孙曾官大理丞。韩愈曾有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一诗：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。欲为圣朝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！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，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他成仙的传说，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。书中称韩愈有一年少远房子侄，为人轻狂不羁，不喜读书，韩愈曾责怪他，他却能在七日之内使壮丹花按其叔的要求改变颜色，并且每朵上边还有“云横秦岭家何在……”的诗句，韩愈惊奇万分。还有说韩湘子是韩愈外甥，其事迹和《酉阳杂俎》所言大同小异，韩湘子其人物原型为韩愈的族侄，五代时即被仙化。

曹国舅

排名八仙之末的曹国舅，出现的时间最晚，流传的仙话也较少。其身世，说法大同小异，都和宋仁宗的曹皇后有关。《宋史》有传，曹佾，字公伯，曹彬之孙，曹皇后的弟弟。他性情和易，通晓音律，喜爱作诗，封济阳郡王，身历数朝而一帆风顺，年七十二而寿终。《神仙通鉴》云：曹国舅天性纯善，不喜富贵，却慕恋于仙道，其弟则骄纵不法，恃势妄为，曹国舅对其恶行深以为耻，遂入山修炼，遇钟离权、吕洞宾而收他为徒，很快曹国舅修成仙道。《东游记》中所述曹国舅与上略同。

形象

八仙与道教许多神仙不同，均来自人间，而且都有多采多姿的凡间故事，之后才得道，与一般神仙道貌岸然的形象截然不同，所以深受民众喜爱，其中有将军、皇亲国戚、叫花子、道士等等，并非生而为仙，而且都有些缺点，例如汉钟离袒胸露乳、吕洞宾个性轻挑、李铁拐酗酒成性等等。

八仙也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幼、富贵贫贱。也因此，一般道教寺院都有供奉八仙的地方，或是独立设置八仙宫，而神明庙会也有八仙出现。

八仙也常出现在年画、刺绣、瓷器、花灯及戏剧之中，相传八仙也会定期赴西王母蟠桃大会祝寿，所以“八仙祝寿”也成为民间艺术常见的的祝寿题材。民间戏曲酬神时，也经常上演《醉八仙》或《八仙祝寿》等所谓“办仙戏”。

暗八仙

八仙每人都有一至二样宝物或法器，一般称为“暗八仙”或八宝，常出现于刺绣、民间艺术之中，均代表吉祥之意，而且随场景不同而变换。其中较为通俗的暗八仙为：

芭蕉扇（汉钟离）

葫芦（铁拐李）

花篮（蓝采和）

荷花（何仙姑）

剑（吕洞宾）

笛子（韩湘子）

鱼鼓（张果老）

玉板（曹国舅）

八仙过海

八仙过海是八仙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，最早见于杂剧《争玉板八仙过海》中。相传白云仙长有回于蓬莱仙岛牡丹盛开时，邀请八仙及五圣共襄盛举，回程时铁拐李（或吕洞宾）建议不搭船而各自想办法，就是后来“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”或“八仙过海、各凭本事”的起源。

此时李铁拐抛下自己另一项法器铁拐（或说葫芦），汉钟离扔了芭蕉扇，张国老放下坐骑“纸驴”，其他神仙也各掷法器下水，横渡东海。由于八仙的举动惊动龙宫，东海龙王率领虾兵蟹将前往理论，不料发生冲突，蓝采和被带回龙宫（亦说法器被抢）。之后八仙大开杀戒，怒斩龙子，而东海龙王则与北海、南海及西海龙王合作，一时之间惊涛骇浪。此时曹国舅拿出玉板开路，将巨浪逼往两旁，顺利渡海。最后由南海观音菩萨（或说如来佛）出面调停，要求东海龙王释放蓝采和之后，双方才停战。

除上述以外，民间中关于八仙也有一些口碑传说，其中有则悲惨的“八仙过海”故事。

北宋建隆年间，沙门岛（今庙岛）是朝廷囚禁犯人的地方，从建隆三年开始，凡军人犯了法，都发配沙门岛。这样年复一年，岛上犯人越来越多。但朝廷每年只拨给全岛三百人的口粮，所以粮食越来越不够吃。后来，沙门岛看守头目李庆便想了个狠毒办法：当犯人超过三百时，便将其中一些捆住手脚，扔进海里淹死，使岛上犯人总是保持在三百人内，如此被杀的，两年内就达七百余人，为了活命，犯人们经常跳海凫水逃命，但绝大部分都被激浪吞没，一次，有五十多名囚犯得到即将被杀的消息，便趁着天晴月朗，避开看守，抱着葫芦、木头跳入海中，往蓬莱山方向游去。从沙门岛到蓬莱约三十里之遥，途中多数犯人体力不支淹死水中，只剩下八名身怀武功、体格健壮的善游者，借着水流游到了岸边，在蓬莱城北丹崖山下的狮子洞内躲了起来。第二天，渔民发现了他们，当闻知八人从沙门岛游水越海而来，无不惊奇万分，把他们称作“神人”，此事便在民间传开了，并且越传越神，他们被传称为“八仙”，演变成今天的“八仙过海”的故事。

八仙

元剧《八仙庆寿》以汉钟离、张果老、李铁拐、吕洞宾、韩湘子、曹国舅、蓝采和、何仙姑称为八仙，民间流传极广。古拳家根据八仙的传说和个性特点，创编了以“八仙”命名的各种拳械。如“八仙拳”、“醉八仙”、“八仙剑”、“八仙棍”等。

平仄，是中国诗词中用字的声调。“平”指平直，“仄”指曲折。根据隋朝至宋朝时期修订的韵书，如《切韵》《广韵》等，中古汉语有四种声调，称为平、上、去、入。除了平声，其余三种声调有变化，故统称为仄声。

诗词中平仄的运用有一定格式，称为格律。平声和仄声，代指由平仄构成的诗文的韵律。平仄是四声二元化的尝试。四声是古代汉语的四种声调。平仄是在四声基础上，用不完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，平指平直，仄指曲折。上声，去声，入声为仄，剩下了的是平声。

普通话入声消失，入声归入仄声中的上去两声和平声中的阴平、阳平，这导致用普通话判别诗词平仄会有错误。

中文名

平仄

外文名

level and oblique tones

别名

侧声

解释

代指由平仄构成的诗文的韵律。

平声

平声（阴平、阳平）

仄声

上声、去声、入声

综观李广一生，不能说是生不逢时，怀才不遇。他也多有建功立业的机会。而且李广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，独任一面，受到武帝信重，充分展示将才的重大机会。可是李广却被打得大败，而且被生擒，只是凭一时之急智，才得逃回。“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，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。将军卫青出上谷，至龙城，得胡首虏七百人。公孙贺出云中，无所得。公孙敖出代郡，为胡所败七千。李广出雁门，为胡所败，匈奴生得广，广道亡归。汉囚敖、广，敖、广赎为庶人。”（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）后来，“元朔六年（前123年），广复为后将军，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，击匈奴。诸将多中首虏率，以功为侯者，而广军无功。”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。

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，始于武帝元光六年（公元前129年），共历时三、四十年之久，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，在这一时期内，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，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。这三次战略反击，分别是河南、漠南之战、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。李广自言“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”，可谓久经沙场之老将。而且李广亲历了汉匈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战役，但实在是建功不多，值得称道的重大军事成就几乎没有。最后还因违反军纪，延误战机，而落得“引刀自刭”的悲惨结局。

《汉书·匈奴传》载：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，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。将军卫青出上谷，至龙城，得胡首虏七百人。公孙贺出云中，无所得。公孙敖出代郡，为胡所败七千。李广出雁门，为胡所败，匈奴生得广，广道亡归。汉囚敖、广，敖、广赎为庶人。其冬，匈奴数千人盗边，渔阳尤甚。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。其明年秋，匈奴二万骑入汉，杀辽西太守，略二千余人。又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，围将军安国。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，会燕救之，至，匈奴乃去，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。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，李息出代郡，击胡，得首虏数千。其明年，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，击胡之楼烦、白羊王子河南，得胡首虏数千，羊百余万。于是汉遂取河南地，筑朔方，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，因河而为固。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。是岁，元朔二年也。

汉武帝元朔元年（前128年）秋，匈奴入杀辽西太守，败韩安国军，事见《史记·韩长孺列传》、《匈奴列传》及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，事在武帝元朔元年（前128年）秋，时韩安国驻守渔阳（今北京密云县西南）。之后，韩将军徙右北平死。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。“居顷之，石建卒，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。”按，石建卒年，《万石君列传》不载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系“李广为郎中令”在元朔六年，则建卒年当在此年。可见，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时在元朔元年至元朔六年，即前128年至前123年的六年间，也即在汉匈河南、漠南之战时期内。

元朔二年（前127年），匈奴骑兵进犯上谷（今河北怀来东南）、渔阳（今北京密云西南）等地。汉武帝实施反击，派遣年青将领卫青率大军进攻为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。卫青引兵北上，出云中，沿黄河西进，对占据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、白羊王所部进行突袭，全部收复了河南地。此役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，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，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。匈奴贵族不甘心失去河南这一战略要地，数次出兵袭扰朔方，企图夺回河南地区。汉武帝于是决定反击，发起了漠南之战，时在元朔五年（前124年）春。卫青率军出朔方，进入漠南，反击匈奴右贤王；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（今内蒙古宁城西南），牵制单于、左贤王，策应卫青主力军的行动。卫青长途奔袭，突袭右贤王的王廷，打得其措手不及，狼狈北逃。此役胜利，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，彻底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，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，以便分而制之。次年（前123年）二月和四月，新任大将军的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（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），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，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，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，远离汉境。

司马迁叙写李广声威，“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。广居右北平，匈奴闻之，号曰“汉之飞将军”，避之数岁，不敢入右北平。”实际上，司马迁的这种褒扬，完全是一种虚美之词。李广为右北平太守的几年，正当汉武帝发起的反击匈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，即持续数年的河南、漠南之战。在这次战役中，李广自始至终不在主战场上。虽然此役之起，在于匈奴骑兵进犯上谷（今河北怀来东南）、渔阳（今北京密云西南）等地。但汉军大规模的反击一开始便以永久性地解除京畿地区的压力，保障京畿地区的安全，进而获得战略进攻的主动权这一战略目标为行动方针，故而汉军专力于靠近京畿地区的西线战场，而以部分兵力固守东线，牵制匈奴兵力。而且汉武帝时期汉匈战争之重心自始至终不在东线，而在西线。李广担任的是牵制匈奴军力，策应汉军主力作战的作用。匈奴亦不以东线为主要进攻方向。而匈奴失守河南地后，多次力图恢复，不断袭扰朔方等地。汉军亦拼力保护，企图长久获得战略进攻之要地。故而汉匈随后战争的主战场交织在太行山以西的西线之河南、漠南一带，“其后匈奴比岁入代郡、雁门、定襄、上郡、朔方，所杀略甚众。”（《汉书·卫青霍去病列传》）东线之右北平并非双方争夺的重点，双方于此发生的战役稀少，规模也不大。因此司马迁所谓“广居右北平，匈奴闻之，号曰汉之飞将军，避之数岁，不敢入右北平”云云，褒表李广之威赫，不过虚美之词耳。

“居顷之，石建卒，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。元朔六年（前123年），广复为后将军，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，击匈奴。诸将多中首虏率，以功为侯者，而广军无功。”

元狩二年（前121年），汉武帝发起了汉匈战争中有名的河西之战。河西即现在甘肃的武威、张掖、酒泉等地，它为内地至西域的通路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。这时它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，对汉朝的侧翼构成威胁。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部京畿地区，遂决定展开河西之役。为此，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，委派青年将领霍去病出征河西匈奴军。元狩二年（前121年）三月，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，越乌鞘岭，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。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，长驱直入，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。接着翻越焉支山（今甘肃山丹大黄山）千余里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，连战皆捷，歼敌近9000人，斩杀匈奴名王数人，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、都尉多人，凯旋而还。同年夏天，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，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。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，他又让张骞、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，攻打左贤王，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。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，绕道河西走廊之北，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，远出敌后，由西北向东南出击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，大破匈奴各部，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（今弱水上游）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，杀敌3万余人，取得决定性胜利。是役，霍去病共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、王子、相国、将军等百余人，收降匈奴浑邪王部众4万，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。汉廷在那里设置武威、酒泉、张掖、敦煌四郡，移民实边戍守生产。河西之战，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，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，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，实现了“断匈奴右臂”的战略目标，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。

而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载：

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，异道。行可数百里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，广军士皆恐，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。敢独与数十骑驰，直贯胡骑，出其左右而还，告广曰：“胡虏易与耳。”军士乃安。广为圜陈外向，胡急击之，矢下如雨。汉兵死者过半，汉矢且尽。广乃令士持满毋发，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，杀数人，胡虏益解。会日暮，吏士皆无人色，而广意气自如，益治军。军中自是服其勇也。明日，复力战，而博望侯军亦至，匈奴军乃解去。汉军罢，弗能追。是时广军几没，罢归。汉法，博望侯留迟后期，当死，赎为庶人。广军功自如，无赏。

在这次河西之战中，霍去病战果辉煌，而李广则仍然是损兵折将，功过相抵，未得奖赏。可见汉武帝给予了李广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可是李广偏偏不能有任何重大战功，屡战屡败。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换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失利与耻辱。后人常常叹李广生不逢时，怀才不遇，果生不逢时耶？果怀才不遇耶？司马迁于汉匈战争中军功最著的卫、霍二人殊无真诚赞誉由衷敬佩之词，倒是私心以为卫、霍出于外戚，其功亦出于侥幸。卫、霍诚出外戚，然其功果侥幸耶？

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春，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五万骑，步兵从者数十万，霍去病出代郡，卫青出定襄击匈奴。此役即汉匈战争中最为显赫最具有决定性的漠北之战。李广得罪于斯役。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载：

广数自请行。天子以为老，弗许；良久乃许之，以为前将军。是岁，元狩四年也。

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，既出塞，青捕虏知单于所居，乃自以精兵走之，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，出东道。东道少回远，而大军行水草少，其势不屯行。广自请曰：“臣部为前将军，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，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，今乃一得当单于，臣愿居前，先死单于。”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，以为李广老，数奇，毋令当单于，恐不得所欲。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，为中将军从大将军，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，故徙前将军广。广时知之，固自辞于大将军。大将军不听，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，曰：“急诣部，如书。”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，意甚愠怒而就部，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。军亡导，或失道，后大将军。大将军与单于接战，单于遁走，弗能得而还。南绝幕，遇前将军、右将军。广已见大将军，还入军。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，因问广、食其失道状，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。广未对，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。广曰：“诸校尉无罪，乃我自失道。吾今自上簿。”至莫府，广谓其麾下曰；“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，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，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，而又迷失道，岂非天哉！且广年六十余矣，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。”遂引刀自刭。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。百姓闻之，知与不知，无老壮皆为垂涕。而右将军独下吏，当死，赎为庶人。

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、受人排挤压抑的坎坷遭迹，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的感伤和仰慕，这也算是一个习焉不察的历史误会吧。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。司马迁忍耻苟活，发愤著述，一腔心思、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。由于史家的素质和个人的遭际，他对刘汉王朝有许多不满和怨忿，故而《史记》中时时可见强烈个人色彩的撰述和评判。他同情失败的英雄，放逐的臣子，带悲剧色彩的人物。屈原、项羽、韩信、贾谊、李广等等，这些人的传记成为《史记》人物传记中最为出色的篇章，洋溢着一种深深的敬惋。相反，他对那些成功的了人物如汉高祖刘邦、卫青、霍去病却别有一种冷峻挑剔的目光，别有一种不以为然的讥刺。如对于汉匈战争中功勋最为卓著的卫霍就殊少由衷赞佩之词，而私心以为出于侥幸。相对感人至深的《李将军列传》而言，记录卫霍二人之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就极显平庸，论者甚至有谓“不值一钱”的。传记的这种出彩与沉晦的鲜明对比，直接导源于作者司马迁的个人情感